在欧洲近现代历史上，中国艺术品对于欧洲人有着奇异的诱惑力，所谓的“中国风”对于欧洲的审美趣味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中国的瓷器、青铜等古代艺术品对于英国更具吸引力，这些造型艺术为包括拉斐尔前派的艺术家、设计师提供了神秘东方的无限想象。大英博物馆作为英国博物馆的翘楚，更是对中国艺术的收藏极为重视。
2018年底，大英博物馆重新开放了33号房间，现称为中国和南亚约瑟夫·霍顿爵士画廊，该展厅经过翻新和重新设计，有了新的主题展品，其中一些是专门为升级后的空间而购置的。虽然自1914年开馆以来，中国艺术品就一直在这个画廊展出，但大英博物馆从18世纪进入博物馆的汉斯·斯隆爵士的收藏开始，就一直在收集中国艺术品。斯隆的几件中国艺术品目前都陈列在大英博物馆的启蒙画廊里，其中既有古怪的作品，也有更为传统的艺术作品，与他收藏的古董不谋而合。
然而，大英博物馆的主要中国藏品主要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发展起来的，并与那时期中国艺术收藏中一些最著名的名字联系在一起：A.W.弗兰克斯、威廉·克利夫利·亚历山大、奥雷尔·斯坦、珀西瓦尔·大卫、乔治·尤莫尔福普洛斯和约瑟夫·霍顿，画廊的主要捐赠者。一项对大英博物馆收藏家和藏品来源的研究揭示了英国人与中国和中国艺术品交往的迷人历史，这种交往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反映在博物馆不断变化的陈列策略中。
中国藏品的基础是由弗兰克斯奠定的。从1866年到1896年，弗兰克斯一直是英国和中世纪文物的保管人。他为该博物馆购买了大量中国、日本和韩国的文物，特别关注陶瓷，出版了几本有关这一主题的目录，是19世纪英国收藏模式和学术的重要文献。弗兰克斯不仅为博物馆收藏，也为自己收藏。
1866年，他成为伦敦一个颇具影响力的收藏家协会伯灵顿美术俱乐部（BFAC）的创始人之一。弗兰克斯和南肯辛顿博物馆的创始人约翰·罗宾逊一起，鼓励俱乐部成员定期举办展览，向国家博物馆捐赠藏品。其中一个成员是聪明的威廉·亚历山大，他是詹姆斯·麦克尼尔·惠斯勒的赞助人，活跃在前拉斐尔派的圈子里——这些艺术家、评论家和设计师在英国收集亚洲艺术品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但未被充分研究的作用。亚历山大的兴趣是这个群体的典型代表，他既是画家的赞助人，也是亚洲瓷器的收藏家，他收藏的作品是中国瓷器。1920年，他的女儿们代表他向大英博物馆捐赠了亚历山大碗。这是一件非常罕见的宋代帝王级青瓷，可以追溯到12世纪初。
九年后，BFAC的另一名成员珀西瓦尔·大卫向博物馆捐赠了另一件重要的中国陶瓷，这是明朝早期的道教神龛，铭文可追溯到1406年。当时，大卫是一个相对年轻的收藏家，他慢慢积累了后来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中国陶瓷收藏品之一。他的藏品于1950年捐赠给伦敦大学，现在正在大英博物馆的一个专门画廊展出。在此之前，他一直积极参与伦敦的中国艺术世界的活动——其中包括大英博物馆和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等，收藏家团体中的英国艺术交流协会和东方陶瓷协会（OCS，成立于1921年），做过艺术经销商。从1930年开始，大卫还资助了某些大学。
东方陶瓷协会的第一任主席是乔治·尤莫尔福普洛斯，1939年他去世后，他的中国艺术收藏被卖给了国家，其中大部分都被送到了大英博物馆，包括一些中国古代青铜器和唐朝的丧葬陶瓷（他在1934年发现自己陷入财政困难时，曾将早期收藏的大部分文物卖给大英博物馆和V&A）。
尤莫尔福普洛斯和大卫是互补型的收藏家，尤莫尔福普洛斯专注于元朝以前的考古物品（14世纪以前），而大卫的收藏不仅集中在陶瓷上，而且也集中在10世纪到18世纪与皇室生产有关的文物上。从19世纪晚期开始，西方人在中国才有可能大规模收集考古资料。当时中国北方修建了铁路；古墓经常受到建筑的干扰，交通的改善意味着以前偏远的地区更容易到达。
此外，从20世纪初开始，科学考古学的范围开始在英国和欧洲扩展，中亚和中国成为考古学家和探险家的目的地。大英博物馆参与了这项活动，作为其赞助世界各地考古勘探项目的一部分。其中一个项目是匈牙利探险家斯坦因探访中国西部，特别是甘肃省敦煌石窟寺。1919年，很多重要的佛教绘画和手稿纳入了大英博物馆藏品。
考古学也间接地促成了博物馆从中国河南省的一座坟墓中获得的另一件文物。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中央研究院的考古学家在商朝的首都安阳附近发掘了一系列坟墓。这些古墓似乎在发掘之前遭到过盗掘，市场上出现了几件来自古墓的物品，其中一件是西周时期记载着重要铭文的青铜器，被称为“康侯簋”。
簋上刻有铭文，记载了商朝的一次平叛后，康侯的一位同僚被赐予土地的事件。它是中国早期军事活动的重要文献，也是该时期铸青铜风格的代表文物。因此，它在历史上和艺术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它也有一个有趣的起源。康侯簋属于少将尼尔马尔科姆，1896年，他作为英国军队的重要成员前往中国，退休后他成为中国学会主席，马尔科姆也是东方陶瓷协会的一员，他创建了一个低调的中国艺术品收藏馆，并由他的儿子杜加尔德·马尔科姆上尉继承。杜加尔德经常被认为是康侯簋的收藏者，但它最初是由他父亲获得的。
康侯簋于1935年在英国皇家美术学院举办的中国美术国际展览会上展出，这是英国中国美术收藏和展览史上的一件大事。今天大英博物馆的许多藏品，包括当时由珀西瓦尔·大卫拥有的数百件文物都在那次展览中展出，这是中国艺术第一次以其辉煌的面貌呈现给广大观众。大卫是这次展览的发起者和策划者，他在策展过程中得到了东方陶瓷协会其他成员的帮助，包括马尔科姆、埃莫法普洛斯和大英博物馆东方古物和民族志保管人霍布森。但也应该承认，这些私人收藏家对文物的普及和他们对“中国艺术”定义的符号，使他们将博物馆和展览作为表达自己兴趣的工具。
当时英国收藏家的记录显示，1935年的展览非常具有吸引力。很明显，虽然考古学在20世纪上半叶为明朝早期文物提供了重要来源，但中国的军事活动也很重要，因为这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英国与中国交往的方式之一。例如，在19世纪60年代，围绕北京颐和园被洗劫的著名事件，许多明清时期的中国皇家物品首次推向市场，收藏家们几乎普遍的欣赏这些具有启示性的新文物。
其他事件，如1899年的义和团运动，也使英国军事人员获得了中国艺术品。现存大英博物馆的一幅最著名的中国画——《女史箴图》画卷，很可能是通过这条途径传到英国的；1899年，船长克拉伦斯·A.K.约翰逊获得了这幅画，1903年卖给了大英博物馆。它被认为是一幅可以追溯到5世纪至7世纪初的作品，是现存最早的中国人物画之一，为乾隆皇帝所有。
博物馆中国藏品中的其他画作来源则截然不同。例如，1998年，博物馆获得了一幅罕见的14世纪的绘画，这可能是第一幅来到英国的中国卷轴画，谢楚芳的《乾坤生意图》。这幅画是首次在美术馆展出，是在国家艺术收藏基金（今艺术基金）的资助下获得的。这幅画的前主人是一位珍本书商，他为大英博物馆的版画和素描部赢得了19世纪一位主要捐赠者的藏品。这位捐赠者就是托马斯·菲利普爵士，他是英国最重要的历史手稿收藏者之一。
博物馆对印刷品和绘画的收藏表明了在英国收集亚洲绘画的性质，这与大英博物馆如何对亚洲绘画进行分类有关，尤其是1913年在劳伦斯·比尼恩的领导下创建了一个东方版画和绘画分部。
事实上，大英博物馆的大部分中日画作都是以“版画和素描”的形式进入藏品，而不是以中国或日本文物的形式进入，这与博物馆对这类材料的接受和分类保持一致。例如，《劝诫》画卷是当时负责印刷品和绘画的西德尼·科尔文为博物馆购得的。菲利普很可能是通过对手稿和绘画的兴趣而获得这幅中国画的，他可能是在1816年佳士得亚历山大·戴维森(的拍卖会上，连同其他更大的藏品一起买下这幅画的。这幅画的主人是一位英国人，名叫威廉·巴特勒，他是一名私人教师和学校校长，在最初的封面上写着自己的名字和“1797”。因此，围绕大英博物馆的版画、手稿和中国画形成了纵横交叉的网络。
大英博物馆将中国画归类为版画和素描，这表明这类中国艺术品在英国藏家中不那么受欢迎，他们传统上更喜欢陶瓷。事实上，包括乔治·埃默福普洛斯在内的几位著名收藏家都指出，陶瓷是他们进入中国艺术的切入点。对于19世纪的收藏家来说，中国陶瓷被广泛视为其他类型艺术品的补充，比如D.G.罗塞蒂和惠斯勒等人的画作，他们使用中国(和日本)陶瓷作为道具。
在20世纪，陶瓷通过展览和东方陶瓷协会的成立变得更加突出。BFAC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举办了中国陶瓷的展览，为中国的艺术品的展示创造了新的观众——最著名的是陶艺工作室和现代主义者。和亚历山大等19世纪的收藏家一样，许多20世纪的中国艺术品收藏家与艺术家、制造者和评论家有过交集，但现在包括了陶瓷从业者。
这种联系一直在继续，并反映在大英博物馆最近的一项收购中，该收购将被纳入其新的展览。2016年，伦敦著名建筑和设计顾问弗朗西斯·戈尔丁遗赠了一只来自13世纪的经典黑釉石樽。他是从苏富比拍卖行一位著名的瑞典收藏家卡尔•肯普的藏品中购得这瓶酒的，这瓶酒曾在1935年的中国艺术展上展出，为19世纪和20世纪在英国形成中国艺术品收藏系统提供了进一步的连接。
这只瓶子将与谢楚芳的康侯簋、斯坦因、大卫、亚历山大分别收藏的《道家神龛》、《宋代青瓷》一起，巧妙地陈列在大英博物馆的新中国美术馆。这些物品和它们的收藏者证明，尽管在过去150年里，英国对“中国艺术品”的定义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变化——主要是变得“中国”，而不是广义上的“东方”——但收藏者的品味并没有发生那么大的变化。
新的展示还是基于这些熟悉的文物，但是画廊的新名称——“中国与南亚约瑟夫·霍顿爵士画廊”取代了其原来的“东方古物约瑟夫·E·霍顿画廊”的名称，也表明了对“中国艺术”的诠释仍在不断发展：以中国艺术概念翻修后的美术馆以地理和文化中国为中心，而不是选择它的物品。
此外，展览中还有中国收藏家和当代艺术家和制造者的代表性介绍，反映了中国艺术品收藏向中国艺术品收藏家关注的重大转变。有人争辩说，“中国艺术”并不能代表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在别处发明的艺术类别，但现在这种中国艺术的观念已经被挪用在中国收藏中，这些藏家最终可能重塑英国的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