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20日，中国当代艺术家黄永砯因脑溢血在法国巴黎逝世，享年65岁。他是当代艺术史中绕不开的人物，也是重要的见证者。这一年，似乎有很多“奠基者”在离我们远去，我们目前所能做的，只有用文字来表达敬意，让更多的人铭记他们为艺术所做的贡献。
在2019第58届威尼斯双年展开展前夕，为中国艺术界所熟知的尼日利亚裔策展人奥奎·恩威佐（OkwuiEnwezor）却罹患癌症去世，尽管他被癌症困扰亦有三四年光景，然而逝于55岁的年纪仍然在艺术行业被看做是某种程度的“英年早逝”。
作为生于被内战、饥荒和瘟疫凌虐的第三世界国家的艺术工作者，奥奎的工作内核更加偏重于社会和地缘政治问题；相比较同时代的很多来自第一世界国家的策展人对于观念艺术和形制优美的艺术单品的偏爱，奥奎更注意与具体问题相结合的作品，他鲜少选择抽象于生活之外的艺术作品，更侧重于关注在日常当下流行话题和矛盾中处于全球各个节点的艺术家。
在人生的中后期，他由诗性的“艺术工作者”转向了更为严肃的“作者型策展人”和学者，由此诞生的实践方法论让他相对于最流行的激进主义(activism) 而逐渐转为以公民为基础的实践，自千禧年以降他最重要的几次大型展览（第56届威尼斯双年展与第11届卡塞尔文献展）无一不体现了这种学术性的方法论。
奥奎生于1963年的尼日利亚，他的出生正值尼日利亚独立，不幸的是刚刚摆脱英联邦殖民地身份的尼日利亚便陷入了旷日持久的内战之中。内战于几十年间撕裂了尼日利亚的阶级和社会架构，给奥奎的灵魂底色注入了对现实的焦虑和坚定地战斗意识——这一点在他罹患癌症之后体现的尤为明显，在于病魔缠斗期间他仍旧挤出时间来举办展览，也并未全部放下彼时于慕尼黑艺术之家的工作。
某种“绝不坠入身后的深渊”的“去故乡”意识驱赶着他一直向前奔跑，在他有限的一生中完成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巨大工作量，同时或许亦是那焦虑和战斗意识使他同时深陷矛盾与争斗之中——2017年当他结束于慕尼黑艺术之家美术馆工作时，财务问题与职员深陷山达基教的丑闻使奥奎在任职期间心力交瘁，而因癌症辞职时，美术馆却只冷冰冰的附上了一句“谢谢”。
这侮辱性的轻描淡写给他七年于美术馆兢兢业业的工作划上了句号，他事后在回忆起这段经历时不免愤慨的怀疑自己是被利用的替罪羊：“当我上任时我发现了美术馆内部严重的财政危机，而这一切都是在我上任之前就已经存在了的，我既未被告知已存在的漏洞，也对涉事员工的宗教倾向和私人事务一无所知。”
在明镜周刊的采访之中，也许是因为已身患癌症而对人生的挑战再无畏惧, 他犀利的对艺术行业评判得毫无保留，批评中亦有自省，回顾了自己过去七年在工作中的得失与对德国的复杂感情。
无疑，德国是奥奎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赛末点，1998年他担纲卡塞尔文献展策展人时，德国的移民问题已经浮出水面，难民们的双重国籍问题在国家场域中正被广泛讨论着。近二十年过去了，德国的政治空气正变得越来越紧缩和尖锐，于全球范围内大幅度抬头的右翼民粹主义思潮正悄悄地侵入我们的公共空间，奥奎在德国生活工作期间以一个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非裔身份积极的回应着他眼中已趋近于“严峻”的艺术环境及日常环境。
在第11 届卡塞尔文献展中他将“第三世界叙事”化用到了双年展叙事之中，大量的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艺术家作品及消散的“全球化”之下对后移民的探讨，使奥奎的策展理念逐渐进入公众视野之中——那以知识生产为底色的，对于第三世界如何在第一世界的话术下自处的讨论似乎永无尽时。
由Steve McQueen那展现南非矿工地下世界的Western Deep, 到Allan Sekula那些为海洋服务的工人……更有数十位来自非洲国家的艺术家们协助呈现了奥奎“打破展场”的布展理念。似乎从11届卡塞尔伊始，奥奎有关少数民族和移民的策展理念开始逐步扩张，至威尼斯双年展时，奥奎那庞大而复杂的理论网络已基本建构而成。
在第56届威尼斯双年展之时，他延申至了更具野心的主题“全世界的未来”，哪怕这“未来”在那时亦与当下的未来并不相同（甚至那时的“未来”更加光明），我们也依然需要赞叹奥奎于威尼斯双年展时的贡献——与往届双年展“通身白色“的策展人底色不同，奥奎作为真正生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少数族裔策展人，本身的底色便使世界另眼相看，且不论这”另眼相看“是否会带有某种程度的猎奇感。所幸奥奎本人不但警觉到了这种猎奇感，还继而更加深入的挖掘了这猎奇感产生背后的缘由。
他以本雅明的理论为起点，将当代战争，地区争端与阶级断裂之间跟资本机器的关系阐述得深入浅出——似乎在当代的语境中，鲜有一个国际双年展重量的艺术工作者会对“资本”这只房间里的大象如此深入的讨论。
奥奎秉承着一种属于社会学工作者的责任心将卡塞尔文献展的底色带入了威尼斯双年展，大量的亚非拉艺术家作品关注着“在地”的可能，来自第一世界国家的艺术家们则关注着离散的全球化。在那一年威尼斯的穹顶之下，似乎一切看上去都如此的“激进”，尽管世界的进程与奥奎的愿景背道而驰，然而奥奎的勇气却依然让他沉淀入历史的金身之中。
而在对中国艺术家的选择之上，他秉承了“廉价劳动力与资本的冲突”作为基座，选择了徐冰、曹斐、季大纯和邱志杰。徐冰更是为双年展特别制作了以建筑和工业废料为物料的装置《凤凰》，由某种介于田野和城乡之间的戏谑与炫目恰巧为我们撕开了当下中国的一点点魔幻现实主义的口子。而后曹斐与邱志杰的装置与影像则从另外的侧面补齐了那一年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些其他呈现场域，在主场馆的中心舞台上每天进行《资本论》的循环阅读表演，奥奎似乎借着某个共产主义的百年前的幽灵来试图或多或少的为今天以资本为底色的全球社会生活的困境，不管这试探是否会被听到。
在奥奎几十年对策展的探索和课题的研究中，有过停滞和疑惑，甚至不乏来自外界的质疑和阻挡——然而总有某种永不消逝的火焰样的精神推动他一直坚持不懈地为第三世界发声，由早期的《NKA当代非洲艺术杂志》到后期对于非洲摄影的梳理，再到文献展与双年展的尝试，到他已逝的今天，我们可以确认他留给我们的遗产清晰的闪烁着无法被磨灭的光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