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愿影响他人。我无意成名成家。我毫无建树，有愧于生活之赐。”1950年秋，弗里达·卡罗在接受奥尔加·科斯塔斯对她进行的系列访谈时说。然而，弗里达说出这些话时，已经画出了她所有的标志性绘画作品。《时代》杂志曾将弗里达的艺术总结为“以画笔和颜料绘制出的充满痛苦磨难的自传。”看似简单的一句总结，却真正道出了弗里达传奇的一生。
矛盾
弗里达是一个矛盾的人。
弗里达的作品是复杂而深刻的，人们总是能在她的作品中发现“许多个弗里达”。甚至在她的生平故事里，也总是有许多个版本，仿佛她早已按照自己的意愿开始叙写自传。
1907年7月6日早上8：30，弗里达出生了。弗里达的父亲是来自德国巴登-巴登的36岁摄影师，母亲玛蒂尔德·卡尔德隆是来自墨西哥的30岁“无业”女性。毫无疑问，弗里达是一个十足的混血儿，“混血”也成为她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构成元素。在弗里达的一生中，无论是在言语上还是在形象上，弗里达都再进一步地阐明其族系中多样的、多文化的起源。
尽管出生证上清楚地写明弗里达生于1907年，但是她却多次在文件中、采访中，甚至是日记中将自己的生日改为1910年。这或许也与她对“墨西哥”血统的认同有关，1910年，墨西哥爆发革命战争，弗里达认为她是在革命的10年中成长起来的孩子，是在墨西哥街头的混乱、暴力与血腥中成长起来的。她相信，或者说她希望自己与现代墨西哥共同诞生。
除此之外，弗里达总是选择在7月7日过生日，而非出生证上的7月6日。
正如弗里达自己所说：“我很乐于当个自相矛盾的人。”
创伤和创作
6岁时，小儿麻痹症让弗里达一条腿粗，一条腿细。随着畸形的肢体受到肿瘤、溃疡和最终的坏疽感染，弗里达的情况不断恶化，直到1953年弗里达右腿膝部以下被截肢。
因为畸形的肢体，弗里达不得不面对来自同学们的嘲笑，承受身体上的痛苦的同时，还要忍受心理上的折磨。
在父亲的鼓励和支持下，弗里达为了摆脱“因变得与别人不一样而遭受嘲笑导致的情感困境”，她将残疾变成了定义其身份的特性，成为一个耀眼而独特的存在。尽管如此，弗里达依然在试图挽回她因残疾而导致的形象缺陷。童年时，弗里达用“穿好几双袜子”的方式掩饰那条过细的腿。成年后，则选择穿长衬衫来掩盖自身的不足。
学会了正确面对小儿麻痹带来的困境后，弗里达又遭到了人生中的另一个巨大冲击——一场让她几乎“粉身碎骨”的车祸。
1925年9月17日，弗里达乘坐的巴士与一辆电车相撞，她的脊椎被折成三段，颈椎碎裂，右腿严重骨折，一只脚也被压碎，一根金属扶手穿进她的腹部。这次事故使她丧失了生育能力，并且一生都要与铭心的痛苦为伴。多年以后，她当年的男朋友回忆起来仍是不寒而栗：“剧烈的冲撞撕开了她的衣服。车上有人带着一包金粉……那金粉撒满了她血淋淋的身体。”整整一个月，她浑身打满了石膏，躺在一个棺材一样的盒子里，没有人会相信她会活下来。
1926年，在病愈过程中的弗里达画了第一张自画像并送给当时的男友，然而这场恋情仍然以分手告终，但是从此弗里达开始以绘画记录自己和生活与情感，创作的主题也多是自画像。弗里达说：“因为我时常孤独一人，所以我作自画像；因为我自己最了解我本人，所以我作自画像。”
迷失
同时失去的亲情与爱情。
收到姐姐玛蒂尔德通知母亲病重的电报时，弗里达也在住院，而且与丈夫里维拉的关系也十分微妙。
结婚前，里维拉曾告诉弗里达，他有个坏毛病，容易和其他女人发生关系，这没办法，医生都说，这是他身体的缘故，但他愿意尝试，为弗里达保持忠诚。然而，里维拉还是没能遵守自己的承诺。据说，在纽约时，里维拉出轨路易丝·内维尔森，弗里达觉得遭到了背叛，怒不可遏。与此同时，她和匈牙利裔美国摄影师兼击剑手尼古拉·慕莱有了婚外情，并试图与乔治亚·奥基夫重拾旧情。
除此之外，弗里达和里维拉到达底特律后，里维拉迫切地想留在美国，而弗里达却渴望返回墨西哥。里维拉指责弗里达沉溺于思乡之情中，对墨西哥太过理想化。
1933年12月，二人回到墨西哥，但里维拉始终闷闷不乐，他将自己回到墨西哥后遭受的一切全部归咎于弗里达。不久后，里维拉和弗里达的妹妹克里斯蒂娜开始了一段秘密的恋情。双重的背叛摧毁了弗里达，她称这是一种“双重的悲伤”，最直接的结果便是1934年，弗里达没有画过一幅画。
母亲的猝然死亡、丈夫和妹妹的双重背叛让弗里达意识到：她只能靠自己。但是终其一生，弗里达也没能自给自足过，在经济上一直依赖里维拉。“我一事无成”是弗里达在给丈夫的信中写道的。
然而，对于这个世界来说，弗里达不仅不是一事无成，她的自画像甚至令毕加索侧目。
复杂的家庭关系和多次的身体创伤，让弗里达形成了黑色幽默的绘画风格。不少人认为她是超现实主义画家，但她却坚持否认，认为自己是女权主义画家。1954年，47岁的弗里达离开了这个世界，却留下了150余幅艺术珍品，成为墨西哥最受欢迎的现代女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