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全世界有五万多座博物馆，每年持续有数千座的博物馆在各地诞生。然而博物馆的职能在经过几世纪的发展后已历经不同程度的转变，当代博物馆在定义与职能上也都有了新的转变。
21世纪以来的博物馆面临着几个重大的挑战，主要是二战以后各种社会运动的兴起，以及后现代主义与去殖民运动的蓬勃，挑战了19世纪以来的国家博物馆的概念，首当其冲的就是殖民主义产物的世界各大博物馆如大英博物馆、卢浮宫、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以及各大民族学类博物馆等，其藏品大多来自殖民时期透过非法或是不平等关系而取得于其他地区的文物。这不仅使得当代博物馆重新思考其自身的合法性与道德性，也重新思考博物馆与社会的关系。
本文以荷兰热带博物馆为例，揭示在这一巨大的思想（史）变迁的情境中，当代博物馆如何重新定位自己在公众生活中的形象，而这一改变，体现了荷兰当代市民社会政治对“多元现代性”的强调。
博物馆功能的转变：多元现代性的组织化
早期维多利亚式的博物馆形貌是19世纪民族主义的产物。为阶级服务、展示观念呈现线性史论，博物馆作为工业化与国族主义的产物，也使得其收藏品呈现特定的社会菁英的价值观念。过去对于博物馆的定义是“收藏、展示、教育、研究”，这使得古典型的博物馆多半以这四个职能作为博物馆的分工与运作模式。其中，物件本身构成了博物馆四大功能的运作核心。
然而在当代，我们看到国际博物馆学会于2007年对于博物馆的新定义为：“博物馆是一个以社会服务为宗旨的非营利常设机构，其功能包括保存、研究、交流与展览人类与其生活的自然环境之有形和无形遗产，并以教育、学习及娱乐为目的。在这个新定义中，社会服务是博物馆的主要核心功能，同时，博物馆的功能不再只有环绕于文物（亦即有形遗产）的护卫，还增加了无形遗产的保存、研究、交流与展览。
无形文化遗产不同于物质文化，它主要是围绕“人”作为主体的记忆、知识、技能。在新定义中，博物馆不能仅局限于有形文物的研究、保存与展示，而应扩展到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背后的群体（如，文物的制造者、使用者），以及其所属社群的关系的研究。
顺应当代博物馆社会功能的转型，其展陈方式也有了改变。例如，传统的博物馆学理论视博物馆为保存“过去”的储藏所，这使得在展示形态上，过去博物馆多半以展示物件为主（object-centered），而当代博物馆的核心是“当代”的公众参与（socialengagement）。当博物馆的核心价值不再是物件时，过去以专家与对物件的专业知识作为主导（curator-centered）的博物馆运作，逐渐转为以公众价值与社会服务作为其首要职能。
1990年代的新博物馆运动，从法国开始的生态博物馆概念与社群博物馆概念，挑战了过去以国家作为主旨的博物馆运作模式，而转向为地方社群服务，强调博物馆的主体是地方社群。另外包容性博物馆（Inclusive Museum）的出现，强调博物馆应该反映社会不同群体的历史与文化，可以视为是对多元文化的回应。下文进一步说明，欧洲博物馆如何回应去殖民主义的诉求。
当代民族学博物馆的转型
19世纪欧洲国家博物馆是与民族国家兴起相关联的，其背后也呈现了殖民主义、展现国家光荣与文化认同的帝国意识形态。这时期的殖民主义以“the Imperialism of Art”著称，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侵略包括大肆地掠夺其艺术成品，如1897英国侵略非洲贝宁以取得其技艺精湛的贝宁青铜器，最后多数典藏于大英博物馆与德国国家博物馆。瑞典的近东博物馆典藏大量的中国新石器与青铜时代的藏品，多数是在1920年代从中国取得的。
走进大英博物馆，我们可以看到帝国时代的英国透过展现埃及、近东、中国、美洲等世界各地精美文物而凸显殖民时期的帝国辉煌，如同法国透过卢浮宫的世界收藏来呈现自身。西方博物馆这一必须透过展演他者来呈现自身文化光荣与文化认同的方式，体现的是不对等的权力关系。文化批判学家Adorno就认为：展示“他者”的博物馆也被批判为关于他者的拜物教，因藏品一旦进入博物馆就是一个去神圣化、去灵性的过程，使得器物从使用脉络中抽离（decontextualized object），进入拜物的世界(fetish) 。
1960年代全球性的民权运动挑战了民族国家的概念，许多国家的社会与文化政策开始采行多元文化主义，讲求社会正义，重视不同群体（特别是弱势与少数者）的公民权益。例如澳大利亚于1970年代晚期开始将原住民的文化权利纳入其国家文化政策与博物馆政策之中。在美国，1970年代开始的原住民运动，1990年通过了“北美原住民墓地保护与文物回归法案”(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此立法给予印第安原住民取回博物馆所收藏的文物与遗骸的法律基础，是北美原住民争取权益的重要里程碑。
由于联邦政府直接大量经费的资助鼓励原住民文物回归，影响了美国各地博物馆的运作与研究方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亦设有相关委员会，使得过去非法掠夺的文物可以遵循国际仲裁或国家与博物馆间的协调，取回文物拥有权。这使得1980年代开始欧洲的民族学博物馆的定位与角色受到质疑，特别是其典藏文物取得的合法性与展览中对他者文化的诠释与再现都引发不同的讨论。
联合国（UNESCO）与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亦从思考博物馆的定义与社会功能，转到近一步探讨博物馆运作的道德伦理守则，特别是如何处理非法文物典藏。1986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出台博物馆专业伦理规章（ICOM Code of Ethics for Museums），探讨博物馆的论理与责任，以及博物馆应起身思考博物馆应该如何回应公众的需求。
就机构而言：博物馆作为公众服务的机构其首要目标为何？企业的捐款与活动赞助是否合法？能否捍卫人权？社会福祉？博物馆不应接受或购入非法走私的收藏，博物馆有责任妥善保存、保管与维护其文物。
就个人而言：博物馆职业人员的个人道德操守、利益回避原则。
文物典藏管理：博物馆能不能协助对外的艺术品进行艺术品与文物鉴定和鉴价？
在欧洲，过去殖民时期或者国家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博物馆都面临转型，重新定位其在社会中的位置。这些欧洲的博物馆过去的藏品多来自殖民时期对非西方社会的文物掠夺，在荷兰、德国与瑞典，博物馆进行去殖民计划的第一步，是重新思考其藏品来源的正当性。以大英博物馆为例，提出“Digital Repatriation”的概念，透过文物的3D影像、模型、虚拟实物与太平洋地区的原住民群体建立关系。
然而，更多的博物馆直接将文物返还于地方社群，例如荷兰莱登的民族学博物馆这几年已经成功地返还苏丹文物、毛利文物等，台湾亦开始有博物馆与原住民社群建立联合策展模式，例如台大人类学博物馆以结亲方式与原住民社群/文物建立联结，笔者服务的“中研院民族所”以联合策展模式与原住民社群发展共作展示。其次许多欧洲以非欧洲地区文物为主体的博物馆拿掉其馆名ethnology、ethnological、Volkerkunde（民族学、民俗学）字眼，改为世界文化博物馆（museum of world cultures）。
最后，博物馆过去以殖民政府为观点的展示叙述，也面临挑战。下文将以笔者在现身观察的荷兰热带博物馆这几年的去殖民计划(Decolonize Museum)作为案例说明。
作为一典型的殖民国家，荷兰有为数不少的民族学/人类学博物馆，在鹿特丹的博物馆Wereldmuseum、莱登的民族学博物馆(VolkenkundeMuseum) 、阿姆斯特丹的热带博物馆(Troppen Museum) 。几年前因为荷兰经济不景气，博物馆与文化部门的预算大削减，许多博物馆都面临倒闭危机。热带博物馆在2013年面临关门危机，博物馆从业人员被裁撤一半，直到2014年荷兰三家具有殖民色彩的人类学/民族学/殖民地博物馆（莱登民族学博物馆、阿姆斯特丹热带博物馆与贝赫达尔非洲博物馆），整并为世界文化博物馆（Dutch National Museum of World Cultures）。这些与殖民主义相结合的民族学博物馆如何重新定位其自身呢？
位于阿姆斯特丹的热带博物馆(Tropenmuseum)是一座典型的殖民地博物馆，主要展示荷兰海外殖民地如东南亚、大洋洲、西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日常展品，于1864年设立于荷兰哈姆。当时展览着重在殖民地的咖啡、香料、烟草、糖，以及这些原料所制成的精美成品。博物馆的研究主要是：研究这些原料所制成的成品如甘蔗树枝家具、可可纤维的草席与篮子的制作过程及其制作工艺。直到1920年左右当博物馆搬迁到阿姆斯特丹时，展示的面向才开始着重到这些物质文化背后制造者与使用者的生活史。印度尼西亚于1949年宣布独立后，该博物馆变成阿姆斯特丹热带机构的一部分(RoyalTropical Institute or KIT)，博物馆研究也开始探讨有关的社会议题。
民族学博物馆展陈的演变与民族学/人类学科在欧洲的发展相关联。在欧洲，传统的民族学研究Ethnography(orthe study of Volkskunde)研究族群的每日生活，相较于美国文化人类学以田野作为理解异文化的基础，欧洲基础的民族学研究是透过博物馆与其藏品的物质文化研究来探讨文化多样性，然而这样的以民族学与传播论相关联的物质文化研究探讨物的形态在时空中的变迁的方式，后来遭受人类学界批判。热带博物馆以其丰富的印尼展品与设计精美的展示空间屡获报道。不过跳脱殖民者与研究者的角度，若从被殖民者的眼光，如何看待这座叙述他者历史的博物馆及其藏品呢？
热带博物馆开始进行为期一年的博物馆去殖民运动(Decolonizing Museum)计划。这个计划重新检视殖民主义观点的文字叙述与博物馆实践，透过另类的叙事与记录，呈现殖民主义与博物馆及物件的历史。在该计划中，代表了建构殖民知识权力的“专家”的声音，也被弱化。独立的展示面板提供了不同于博物馆“专家”的另类叙事，由十几位荷兰少数族裔的青少年(他们也曾是霸占阿姆斯特丹大学运动的主要分子)透过为期一年的参与、讨论而撰写，使得被殖民者、少数族裔与弱势群体的观点能够呈现。
过去两百年来的博物馆展示，企图掩饰殖民帝国的暴力、奴隶、大屠杀，合法化了殖民者的科学成就、光荣事迹，忽略反抗殖民的历史。新的去殖民化运动，重新质疑了博物馆叙事观点的客观性与中立性。例如：博物馆看似生动呈现荷兰东印度公司如何从1595年成立，成为欧洲与亚洲的商业对口，中西的文化交流开启荷兰对世界的认识，透过研究取得世界各地的香料、动植物标本、物件，建构其科学技术与学科发展。然而这样的展示空间却未批判殖民主义的暴力，也忽略了被殖民者声音，合法化建立于殖民历史的科学成就与启蒙理性。
结语
在当代欧洲这一波博物馆的转型与去殖民运动中，历史类的博物馆亦面临新的挑战。主要是当代的社会特质为多元文化，其中个体的身份认同通常具有多重性，不再仅局限于国家为主，一个人的身份认同可以是全球的、地域的、地方的、文明的或宗教的认同。其次，一地方的社会的文化亦呈现多元与混合性。同时，新的历史与文化记忆、新的国家与地方地域疆界的重组、旧有意识形态的解构、新形态的社会、经济与科技媒体创造了新的社会与文化面貌，使得大众记忆在多重（甚至对立）的历史叙事与文化认同中不断建构与解构。
分裂的或者多元的历史认同与文化记忆正是后现代社会的特征，例如在脱离殖民统治的许多殖民地、二战后的欧美社会、解严后的东欧。在当代欧洲社会正面临大规模的人口与地域概念的重组（例如英国脱欧与欧盟疆界的不断往东扩散），大规模的难民移入，使得过去民族国家的概念必须正视、回应1970年代从美国开启的多元文化主义。
以欧洲最值得期待的两大博物馆转型/改建计划为例：德国柏林博物馆计划和波兰的犹太博物馆，分别都以人类学家Sharon MacDonald和Barbara Kirshenblatt-Gimblett为主要坐镇者，就可见其雄心在于：以人类学观点重新梳理并带入社会中多元文化的纳入与多元观点的对话。波兰近来刚成立的POLIN犹太博物馆，重新叙说东欧国家解体后的新的历史叙事，因此波兰的犹太博物馆采用大量的互动多媒体让观众可以即时留言。
代表官方机构的“国家”的历史博物馆如何能“客观”论述历史呢？如何将个体或边缘群体悲伤的、晦涩的、冲突的记忆带到公领域，挑战既有的官方论述，反映符合现实的公众历史，是当代的历史类型博物馆应该进一步思考的。本文认为博物馆能在当代崛起的市民社会中扮演积极性的角色，也能将大众对历史/过去的争辩与争论带到公众领域，与参观者一起创造新的公众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