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背景
近日，国内多家高校博物馆收到了教育部办公厅11月6日印发的《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高校博物馆管理工作的意见》。这是时隔8年之后，教育部再次就高校博物馆工作下发文件。
文件中写明，“各地各高校应主动发掘特色领域的历史文化背景、自然客观条件，博物馆规划要有自身建构体系和逻辑特色，避免藏品简单拼凑展览、铺张浪费等现象。努力实现形式设计与内容设计和谐统一，突出文物、标本主角地位和观赏性，突出陈列展览的真实性和知识性”。
2019年10月，重庆大学博物馆陷入赝品风波，开馆8天就在一片质疑声中闭馆。在此之前，浙江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在接受社会捐赠文物的时候也曾遭遇疑似赝品的质疑声。
高校应该如何建设一流的博物馆？高校博物馆为何容易发生赝品捐赠？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汉画学会会长、西安美术学院新中国美术研究所所长、吉林艺术学院20世纪中国美术研究所所长陈履生。
陈履生
人物简介
陈履生，1985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获硕士学位。历任人民美术出版社古典美术编辑室主任，中国画研究院研究部主任，中国美术馆学术一部主任，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2011-2016）。现任中国汉画学会会长，西安美术学院新中国美术研究所所长，吉林艺术学院20世纪中国美术研究所所长。兼任南京艺术学院、上海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吉林艺术学院、湖北大学、澳门城市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客座教授。建有“陈履生美术馆”（常州）和“油灯博物馆”（扬中、常州）。
对于今天的中国各大学来说，建造一定规模的大学博物馆并不是难事，而且从体制上来解决一些编制的问题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大学博物馆不只是简单的部门和编制的设置，或者是简单的盖楼。
缺乏鉴定家因而难辨藏品真假
现在有的大学博物馆，建筑颇具规模，可是最为欠缺的是藏品。有一些大学因为没有藏品而四处寻找，这就出现了“碰到了什么就是什么”的问题，根本不考虑有些收藏与大学的关系，也难以辨明收藏的真假问题。
各大学博物馆因为经费有限，都不可能完全通过购买来获得藏品，偶尔几件可能，更多的藏品或成系列的收藏几无可能，因此，希望能得到更多的社会捐赠。
然而，我们必须要正视中国当下的文物和艺术品市场以及收藏的现实。
近20年来的中国艺术品市场，尤其是那些遮遮掩掩在古玩城中的文物市场，尽管高度的发达，却良莠不齐、真赝不分，这就说明了在这方面发展中的很多问题。文博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一直是见与不见的沟壑，很难逾越。
大学博物馆的异军突起，使得它在接收捐赠方面可能会迈出很大的一步，因为大学有很好的社会名声。基于大学的学术形象以及场馆的优势，需要去填充具体的内容，而接受捐赠就是重要的努力。
然而现实的状况是，大学往往没有很好的鉴定专家，尤其是大学博物馆在形成自己的专业特色方面往往是举棋不定。
显然，依靠社会捐赠来确定自己的博物馆专业方向，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当下文物造假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普遍展开，包括很多公立博物馆在征集过程中也屡有上当受骗的事例。
毫无疑问，中国的文物鉴定很多是基于经验而非科学的依据，而一旦科学成为一种依据的话，仍然会有人去依靠一些科学的方法来重新制造新的故事，包括推出新的具有科学含量的赝品，这就是现在流行的所谓的“量子鉴定”的问题，而一旦说“量子鉴定”，整个圈内就集体失声。因为这一“科学的鉴定”首先否定的是经验判断，但科学的依据在哪里，有没有人去说明。
避免收藏乱象考验高校决策层
那么，这些问题的屡屡发生显然是与大的社会环境相关。大学要洁身自好，又不能完全摆脱当代比较混乱的文物收藏的现实。那么，如何去避免？又如何去规避？这显然是在考验大学的决策层。
综合性大学的决策层与某一家所在城市的公立博物馆相比，他们的经验缺乏，人才缺乏。但是，他们尊重知识，尊重专家，懂得规程。可是，当代的专家队伍更是良莠不齐，有的所谓的“专家”连基本的专业伦理都已经丧失，心术不正。更为严重的是，一说“专家”都是百科全书式的，懂点瓷器的，也对青铜器和书画指手画脚；会做雕塑的，也就成为塑形的陶瓷器、青铜器的“专家”；在博物馆工作的自然就成了博物馆或博物馆学的“专家”，如此等等，其结果大都是上当受骗。
如果大学博物馆中已有的一些论证会、鉴定会的资料公开，那一定能够说明现实中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
实际上在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博物馆藏品的可信度的建立，正是因为其藏品的来源、获得藏品的途径、决策的机构以及决策的人。
所以，现在大学博物馆的高度发展正在考验我们的社会良知，也正在考验我们的专业伦理，考验我们的专家队伍。因此，建立一种有效的机制和方法来遏制赝品流入到大学博物馆中，并杜绝一些人利用大学博物馆的薄弱，趁虚而入来获得自己的社会声名，用大学博物馆来洗白自己的那些赝品，从而堂而皇之来显现自己捐赠的崇高。
目前这种在中国大学中已经普遍存在的问题，需要国家的有关政策去针对这样的问题来解决。不管怎么说，大学博物馆不可能真空存在于国家的法规之外。首先，大学博物馆应该到当地的文博机构去注册，这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于2015年2月9日发布、自2015年3月20日起施行的“博物馆条例”中明文规定的，大学博物馆不能游离于国家的法规之外。
让更多文物资源充实大学博物馆
大学博物馆是大学的一面镜子，我们来对照就能看出我们的大学的状况和综合实力，以及我们称之为大学的这样一个教育机构所存在的问题。
现阶段，我们的很多大学还没有一个与大学相称的大学博物馆。虽然，国内现有一些比较好的大学博物馆，比如像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都已经建立了与大学相应的大学的美术馆，而像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等新建的大学博物馆初具规模。像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这样的老牌艺术院校，依附于自己长期的积累也有一定的收藏，而且他们的藏品与学校的教授、著名画家等等相关联，显现出学校美术馆的特色和特点。
而过去的一些老大学，如四川大学博物馆的前身为1914年开始筹建的华西协合大学古物博物馆，1932年，美国哈佛燕京学社派葛维汉博士到成都接任馆长，借华西协合大学图书馆二楼辟为陈列室，这就成了“西南最完善之博物馆”。1952年，因华西大学博物馆划归四川大学，更名为“四川大学历史博物馆”。该馆现共有各类文物53000余套，合84000余件。还有南京大学的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所藏南唐王齐翰的《勘书图》是其唯一的传世作品，其他收藏也很丰富。
这些收藏都是基于长期的积累所形成的，尤其是他们在上个世纪的20-30年代开始就累积了许多藏品，这些藏品的重要性也在中国的文博界享有威望。和西方很多国家的大学博物馆一样，依附于考古的累积和捐赠所形成的藏品体系，是特定时期的产物。
1949年之后，中国的文物制度开始建立并逐步完善，大学博物馆通过考古来获得藏品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虽然大学中依然有历史系、考古系，文博专业也非常发达，他们也参与了各地的许多考古发掘，但是，发掘的成果往往归之于地方的文博机构。
如此来看大学博物馆存在的问题，只有通过国家法规或者国家政策来协调文物资源，让更多的文物资源能够进入到大学博物馆。
大学博物馆作为一面镜子，也能映照出国家文物政策方面的问题，需要做一些适当的调整以适应时代的发展。
现在，一方面是很多的文博机构库房中的文物堆积如山，库房远远不够用，很多藏品长年累月不见天日，很多藏品难以与公众见面，而国家如果能够协调这些文物的库藏，让它们进入到大学博物馆之中，充实大学博物馆，让大学博物馆能够在地区的文化建设，或者在培养新人方面有积极的作为。这样的文物政策的调整对于国家整体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也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作者：曾洁
